邬贺铨：实际上，中国在疫情之前就提出“新基建”，在应对疫情方面，只是突显了“新基建”的重要性。从长远来看，国家希望通过“新基建”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转向一个依靠数据驱动，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这样的发展道路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。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行为，它是一个国家拿出一些钱来投资，来拉动这个市场的需要，增加内需，固然它会起到这样的作用，但更重要的是希望更好的激发消费的需求，增加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，走上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。
人民网：新基建包括了几个重要的领域，5G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等等。那么在全球领域来说，其他国家都是企业投资为主，在中国是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，那么您认为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呢？
邬贺铨：中国在这几年科技发展速度比较快，特别是反映在信息技术领域，那么现在可以说5G一马当先，在5G的系统的通信系统的技术上面，再通过标5G的标准，5G的专利，5G的产品开发，我们应该说中国还是走到全球的前列。在2G、3G、4G的时候，中国的移动通信的商用都比发达国家晚了很多年，但在5G方面，中国跟发达国家是同步的。现在来看，中国的5G无论从用户数以及网络规模已经是全球领先了。按照发展的趋势，有国外的咨询公司预测，到今年年底，中国的5G的连接数占到全球70%。在5G方面，中国是在研发、产品的开发以及网络的建设方面，都是走在世界的前列。“新基建”不仅仅有5G，还包括了工业互联网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等。中国在这些方面，有的起步不算晚，比如在人工智能方面，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也有不少，但是原创上面和国际领先公司还有差距。工业互联网方面，整体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还有差距。
人民网：受疫情冲击的影响，我国的新基建其实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，那么在您看来如何发展更好更高水平的新基建，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努力呢？
邬贺铨：新基建应该会持续几年，但是也不可能每一年都会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投入。而新基建带来的影响，会长期持续下去的。建设基础设施是第一步，只是奠定了可以应用的基础，更重要的是发挥基础设施的作用，让它产生更大的效果。就像5G网络，不仅仅是为了消费的应用，更重要是为了在产业上的应用。所以我们将围绕5G网络、工业互联网、数据中心、基础软件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。
工业互联网并不简单，它需要针对每个企业的不同特点，进行个性化的针对性的应用开发。每个企业的数据也不一样的，每个企业的生产的工业机理也有所不同，这些都需要更细致的工作，也需要有更好的服务解决方案提供方的支持。因此，工业互联网需要信息技术企业和垂直行业的合作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这里“新基建”只是打下一个基础，更重要的是更大限度地发挥“新基建”的作用，让它真正能产生效果。
人民网：下一阶段中国的新基建概念将会带来何种产业新机遇，还将面临哪些新挑战呢？
邬贺铨：首先，新基建至少是产业要上网，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发展，而新基建打奠定了数字化的基础。比如，中国企业可能买了很多数字装备，数控车床，但是由于接口不标准，导致数据无法连接。对于企业来说，绝不能完全推倒重来，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怎么升级改造，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其次，一般的企业不见得有很熟悉信息技术的人才，而信息技术的企业也不了解具体行业的应用，需要了解更好的融合。第三，对工业互联网的改造要兼顾生产，企业要考虑如何在不停产的情况下完成逐步的升。第四，新基建需要企业的决策力，不仅仅是买了设备，有了软件，它需要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一定的生产工艺生产流程，不进行相应的改革，可能我们也很难实现。第五，网络安全至关重要。企业的数字化、网络化改革，需要保证网络安全能够同步跟上。最后，实现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转型，需要有相应的人才。一方面是高端的人才，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，原有的一些岗位可能没有了，是怎么解决我们原有岗位工人的就业问题，还有说再继续教育和再培训的问题，这都是一些挑战。这些都需要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很好的应对。